新莽时期直接凿刻在新嘉量器皿上的文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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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:莽新嘉量铭文多为工整垂脚的方正小篆,结构舒展挺拔,风格典雅俏丽,结构上紧下松,特别是下部夸张的拖长极具装饰性。新莽时期铸造的铜器嘉量是西汉时期著名铜器。书法以方折

莽新嘉量铭文多为工整垂脚的方正小篆,结构舒展挺拔,风格典雅俏丽,结构上紧下松,特别是下部夸张的拖长极具装饰性。新莽时期铸造的铜器嘉量是西汉时期著名铜器。书法以方折笔法为主,线条瘦细劲挺,结构紧密,字的排列整齐规矩,最突出的特点是:字形呈长方形,秦小篆的字形也偏于长方形,但铭文字体拉得更长,可以舒展的下垂笔画向下延伸的范围更大,使整个字明显地上面紧密下面疏松,颇有气势。这种写法对于后代书法有较大的影响,魏晋时期官印、私印中使用的悬针篆就是直接来自于这类铭文书法,清代杨沂孙、近代齐白石等人的篆书也受它的影响。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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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法作品欣赏【莽新嘉量铭文】整体

    汉代金文。新莽时期直接凿刻在新嘉量器皿上的文字,与秦权量文字一脉相传。铭文多为工整垂脚的方正小篆,结构舒展挺拔,风格典雅俏丽,结构上紧下松,特别是下部夸张的拖长极具装饰性。新莽时期铸造的铜器嘉量是西汉时期著名铜器。新(王莽)始建国元年(公元九年)颁行的标准量器,以龠、合、升、斗、斛五量具备,故名嘉量。正中的圆柱体的上部为斛,下部为斗,左耳为升,右耳上截为合,下截为龠。器外有铭文,分别说明各部分的量值及容积计算方法。新莽嘉量制作准确,刻铭说明详细,在中国度量衡史上占有重要地位。

    新莽铜嘉量铭文是汉代篆书的代表作之一,相传清代末年出土于河南省孟津县。新莽铜嘉量铭文在文字上极力复古,仿效秦始皇,在所制定的量器腹部周围用小篆刻上诏书。王莽虽然不用在西汉中晚期已经成熟的隶书,而是使用小篆,但这个时期的小篆已不同于秦代标准的小篆书体,具有了独特的风格。书法以方折笔法为主,线条瘦细劲挺,结构紧密,字的排列整齐规矩,最突出的特点是:字形呈长方形,秦小篆的字形也偏于长方形,但铭文字体拉得更长,可以舒展的下垂笔画向下延伸的范围更大,使整个字明显地上面紧密下面疏松,颇有气势。这种写法对于后代书法有较大的影响,魏晋时期官印、私印中使用的悬针篆就是直接来自于这类铭文书法,清代杨沂孙、近代齐白石等人的篆书也受它的影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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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法作品欣赏【莽新嘉量】

    新莽铜嘉量,是新莽时期铸造的铜器嘉量,也是西汉时期著名铜器。汉莽新嘉量铭文,为汉代金文。新莽铜嘉量,是新莽时期铸造的铜器嘉量,是西汉时期著名铜器,为公元9年王莽立号为“新”朝时制造的标准量器,由王莽国师刘歆等人设计制造,藏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。

    西汉末年,王莽秉政,为了满足其托古改制的政治需要,他征集当时学识渊博、通晓天文乐律的学者百余人,在著名律历学家刘歆的主持下,系统考证了历代度量衡制度,完成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度量衡制度改革。这一改革取得了两个方面的成果,其一是建立了我国古代最系统、最权威的度量衡学说,这一学说主要内容被收入《汉书·律历志》,成为历代考订度量衡制度的理论依据。其二是监制了一批度量衡标准器,为推广其度量衡制度提供了实物依据。这些标准器至今仍有传世,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新莽嘉量。刻有王莽统一度量衡的81字诏文:汉莽新嘉量铭文“黄帝初祖,德匝于虞,虞帝始祖,德匝于新。岁在大梁,龙集戊辰,戊辰直定,天命有民,据土德受,正号即真。改正建丑,长寿隆崇。同律度量衡,稽当前人,龙在己巳,岁次实沈,初班天下,万国永遵,子子孙孙,亨传亿年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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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法作品欣赏【莽新嘉量铭文】一

    王莽篡权后,改国号为“新”,为了统一全国的度量衡,特别在始建国元年(公元九年),命人依照当时的大学者刘歆的考订,铸造了这件量器,目的是以它作为全国各地称量五谷等容器的标准,因此以青铜铸造,以示传之久远,永垂典范,并且定名为“嘉量”。而铸于器表上二百一十六字的铭文,则详细的记述了铸器的缘由,以及各部位的容量及尺寸等等,全器一共分作五个量体,中央之圆形主体,上部为“斛”,下部较浅者为“斗”,右耳为“升”,左耳上部为“合”,下部为“龠”;二龠的容量等于一合,十合等于一升,十升等于一斗,十斗等于一斛斗与斛及合与龠,在度量时要反转过来才能使用。

    由是可知,在当时合、升、斗、斛之间,已是以十进制来计算的。根据实测,斛之容积为2018.66立方厘米。另外,由器表铭文与实物的比对,得知当时一尺的长度等于今日的23.0887厘米,其他可依此类推。因此在作为一件标准量器之外,它还提供了许多珍贵的数据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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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法作品欣赏【莽新嘉量铭文】二

【莽新嘉量铭文】特点:结构舒展挺拔,风格典雅俏丽。字数:216。馆藏:台北故宫博物院。

【新莽铜嘉量铭文】原文:    黄帝初祖,德币于虞。虞帝始祖,德币于新。岁在大梁,龙集戊辰。戊辰直定,天命有民。据土德受,正号既真。改正建丑,长寿隆崇。同律度量衡,稽当前人。龙在己巳,岁次实沉。初班天下,万国永遵。子子孙孙,享传亿年。 【新莽铜嘉量铭文】今译:    黄帝是我的初祖,他的美德汇集到虞帝,虞帝是我的先祖,他的美德又辗转汇集到了新朝。戊辰年(西汉初始元年,公元8年)岁星(木星)运行到了大梁之次,北斗星的斗柄正指向苍龙星系,天下安定,上天命我继承汉代的天下,拥有所有的臣民,于是建立国号,即真天子位,以建丑之月作为岁首,社稷长寿兴隆。制定统一的度量衡标准,考察精细且合乎前人的制度,在岁星运行到实沉之次的己巳年 (新朝始建国元年,公元9年),把新朝的度量衡制诏告天下,令各郡国遵照执行,让子孙后世,享有天下,而传之于亿年万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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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法作品欣赏【莽新嘉量铭文】局部01

【祖冲之对新莽嘉量的研究】    祖冲之不但注意搜集和保存前代的标准尺,而且还注重对前代度量衡标准器的研究。在祖冲之之前,中国历史上有两件标准量器最为著名,一件是战国时的栗氏量,一件是西汉末年的新莽嘉量,祖冲之对它们都做了研究,并取得了令人景仰的成就。本节我们先说祖冲之对新莽嘉量的研究。

  新莽嘉量是刘歆设计制作的。祖冲之在探究新莽嘉量的过程中,求得了精确度高达小数点后7位的圆周率值,并以之为据,指出了刘歆设计的粗疏之处,从而把中国计量科学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高度。

  西汉末年,王莽秉政,为了满足其托古改制的政治需要,他委派以刘歆为首的一批音律学家,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度量衡制度改革。这次改革的成果之一是制作了一批度量衡标准器,新莽嘉量就是其中之一。新莽嘉量是一个五量合一的标准量器,其主体是斛量,另外还有斗、升、龠、合诸量。在嘉量的五个单位量器上,每一个都刻有铭文,详细记载了该量的形制、规格、容积以及与它量之换算关系,例如斛量上的铭文是:

  律嘉量斛,方尺而圆其外,庣旁九厘五毫,冥百六十二寸,深尺,积千六百二十寸,容十斗。

  此处冥同冪,表示面积。铭文反映了刘歆的设计思想。按照当时的规定(即《九章算术》所谓的粟米法),1斛等于10斗,容1620立方寸,因此,在深1尺的前提下,要确保斛的容积为1620立方寸,必须其内圆的截面积为162平方寸,即刘歆所谓之“冥百六十二寸”。也就是说,圆的面积是确定了的,需要解决的,是其直径的大小。当时,人们是用圆内接正方形来规定圆的大小的,即所谓“方尺而圆其外”,但在内接正方形边长为1尺的情况下,圆面积不足162平方寸,所以需要在其对角线两端加上一段距离,这段距离就叫“庣旁”,如下图所示。  根据刘歆的设计思想,嘉量斛的容积可以表示为:

  1斛=π( ∕2+庣旁)2×1=1.62(尺3)

  可见,在嘉量的设计过程中,圆周率π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因素,它决定了“庣旁”的大小,而“庣旁”则决定了斛的设计精度。刘歆最后得出的“庣旁”为9厘5毫,根据这一数字,可以倒推出他使用的π值是3.1547。考虑到当时通用的圆周率值是周三径一,刘歆的设计已经走在了时代的前面。

  因为圆周率π在嘉量设计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,后人在研究刘歆的设计时,就不能不将注意力放在圆周率上。祖冲之即是如此。为了考证新莽嘉量的设计是否科学,祖冲之运用刘徽发明的割圆术,经过繁杂的运算,得到了3.1415926<π<3.1415927这样的结果,从而使得中国数学在圆周率推算方面,取得了远远领先于欧洲数学的成就。祖冲之为今人所景仰,主要也是出于他的这一数学发展史上里程碑式的成就。祖冲之对圆周率的研究,人们已经耳熟能详,这里不再赘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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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法作品欣赏【莽新嘉量铭文】局部02

  需要指出的是,祖冲之推算圆周率的目的,是为了考校刘歆的设计是否精确,也就是说,是着眼于计量科学的发展的。这是他在计量科学研究中所获得的数学成果。在他的时代,人们为纯数学而研究数学的思想并不强,当时人们研究圆周率,有两种传统,一种是为了解决天文学问题,一种是为了解决实际的计量问题。张衡、王蕃、皮延宗等代表的是前一种传统,而刘歆、刘徽、祖冲之等则代表了后一种传统。特别是祖冲之,他求得了精确的圆周率值以后,接着就用新的圆周率值,对刘歆的数据做了校验。这件事本身就表明了他推算精确的圆周率值的目的。

  关于祖冲之对新莽嘉量的校验结果,《隋书·律历志上》有所记载:

  其斛铭曰:“律嘉量斛,方尺而圆其外,庣旁九厘五毫,冪百六十二寸,深尺,积千六百二十寸,容十斗。”祖冲之以圆率考之,此斛当径一尺四寸三分六厘一毫九秒二忽,庣旁一分九毫有奇。刘歆庣旁少一厘四毫有奇,歆数术不精之所致也。

  “其斛”,指的就是新莽嘉量。祖冲之以他推算的圆周率值来检验刘歆的设计,发现刘歆的“庣旁”不够精确,少了1厘4毫。祖冲之的推算结果可以从上述式子中得出,以祖率π=3.1415926代入上式,则有  1斛=3.1415926×( ∕2+庣旁)2×1=1.62(尺3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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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法作品欣赏【莽新嘉量铭文】局部03

  从这个式子中解出的庣旁值为0.01098933尺,即“一分九毫有奇”,将此值与刘歆的结果9厘5毫相比,刘歆的庣旁值确实少了“一厘四毫有奇”。所以,《隋书·律历志》的作者李淳风指出,之所以如此,是刘歆“数术不精之所致也”。这种“不精”,主要就表现在其圆周率值不够精确。在祖冲之之前,刘徽曾以他推算出的π=3.14的圆周率值计算过嘉量斛的直径,但他未提及庣旁,而且计算精度也不及祖冲之。祖冲之是历史上第一个明确指出刘歆庣旁的误差的人。

  应该指出,1厘4毫的差距,确实很小。当时的测量精度,很难达到毫的量级。正因为如此,这一结果的取得,是计量科学得到充分发展的标志。高精度圆周率值的发现,是当时计量科学发展在数学科学领域取得的重大成果。        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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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法作品欣赏【莽新嘉量铭文】局部04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【新莽铜嘉量铭文】历史价值:    该量器是王莽进行度量衡改革时颁行的标准器之一,是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实物见证;它是刘歆设计和主持制作出来的,是刘歆计量理论的具体实践,被后世视为度量衡制作的楷模;它设计巧妙,数据精确,体现了当时科学发展的最高水平;它造型独特,铸艺精良,是中国古代青铜铸造技术高度发达的具体体现;它历经沧桑,迭被后人研究,促进了我国科学的发展,最后失而复得,器物上有着太多的历史积淀。     新莽嘉量为后代提供了可信的汉代度量衡单位量制的实物标准,历代都对之加以研究。三国魏时,数学家刘徽以魏尺测量新莽嘉量,测得斛深九寸五分五厘,斛内径一尺三寸六分八厘。他考定的结果是:魏尺比刘歆铜斛尺长4.7%,每尺合24.2厘米;魏斛也比嘉量增大2.6%,每升合204毫升。

    西晋律历学家荀勖为调准音律,于泰始十年(274)考校了新莽铜嘉量等古器物,造出了荀勖律尺(与刘歆铜尺同长),又称晋前尺。南北朝时数学家祖冲之经过自己的刻苦钻研,推算出圆周率的精确值应该介于3.1415926和3.1415927之间,他以此值校验了新莽铜嘉量的有关数据,发现嘉量斛的直径理论值应当是一尺四寸三分六厘一毫九秒二忽,庣旁一分九毫有奇,刘歆庣旁比理论值少了一厘四毫有奇。他由此指出,之所以如此,是由于刘歆的数术不精造成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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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法作品欣赏【莽新嘉量铭文】局部05

    唐代律历学家李淳风考核了唐代以前隋代到东周17个朝代的27种古尺的尺度值,测得各尺与新莽铜斛尺、晋前尺尺度的比值,依照各代尺度值的长短,分别其异同和承传关系,列为15等尺,理清了这一漫长历史时期(约1300多年)尺度演变的脉络。在这一考察过程中,新莽嘉量是他进行比较的基准。东汉以后各代都以刘歆创立的以律校度、以度审容、以黍的容重作为定度量衡三个标准量的方法,建立本朝的度量衡量制。在中国计量发展的历程中,新莽铜嘉量发挥了重要作用。     新莽嘉量自汉以后,被历代奉为法家重器,珍藏于皇家园林、武库之中。经考,西汉末有郡国一百零三,根据嘉量铭文“万国永遵”,按每个郡县颁布一套计算,当时颁布的度量衡标准器至少应有百余套件。但由于兵戈战乱,改朝换代,新莽铜嘉量的流传,已难觅踪迹。

    据学者研究,魏晋时期曾有过几次关于新莽嘉量的下落的记载。魏晋数学家刘徽注《九章算术》,多次说晋武库藏汉时王莽所作铜斛,说的就是新莽嘉量,而且他还亲手对之做过测量;唐代颜师古《汉书注》引一位姓郑的学者(魏以后人)的话说:魏晋尚方(署)有王莽铜斛;西晋泰始十年(274)荀勖制律尺也测量过嘉量;再有,东晋孝武帝太元四年(379),前秦帝符坚住长安五重寺时,见“有一人持一铜斛(有八十一字铭辞)于市,卖之”。自此以后,没有再见闻更有实物。南北朝的祖冲之和唐代李淳风都是根据嘉量铭文或《汉书·律历志》的记载对之进行考校评述,他们是否见过实物,已无文献可做判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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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法作品欣赏【莽新嘉量铭文】局部06

    唐宋两代,都有学者研究过刘歆的律度量衡法。唐贞观十一年(637)张文收曾制作过铜斛二,“斛左右耳与臀皆方(形)”,这显然与嘉量斛无关。总章年间(668-670)又有人做过一个圆形斛,但并末言及是参照新莽嘉量制作的。宋代司马光和范镇讨论度量衡的书信中,也怀疑新莽嘉量是否真有实物尚存。元明两代四百年间,也未见有新莽嘉量的下落。

    到了清代的乾隆初年,新莽嘉量突然被发现藏于内府,但它是如何到了清廷的,人们至今未考究出来。乾隆九年(1744),清廷参照新莽嘉量设计制作了三圆、一方四件乾隆嘉量,以之作为清廷的权力和法度象征,把圆方两器分别陈设于故宫内乾清宫和太和殿前亭屋中。五年后(1749),乾隆皇帝敕编的《西清古鉴》著录了故宫藏新莽嘉量的图形、尺寸和铭文,至此新莽嘉量有关信息开始呈现于世人面前。1911年,清王朝垮台,1924年,清废帝被驱逐出宫,紫禁城被筹改为故宫博物院。“清室善后委员会”清点宫内文物财产时,在坤宁宫(皇帝大婚时用)后面第三间祭神煮白肉的灶台上,在布满油腻的大铁锅旁,发现了炱掩尘封但又形体完好的新莽嘉量。这件旷世珍品,沦落了一千多年终于重见天日。

    新莽嘉量完整地再现复出,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关注,当时著名学者王国维、马衡、刘复、励乃骥等对它做了详细的校量考证,写出了《新莽嘉量跋》、《新莽量考释》、《新莽量之校量及推算》、《新莽量五量铭释》、《释庣》等论文,对它在历史上在科学技术、数学、计量等方面所起的作用给予了高度评价。在这些研究中,最重要的是通过对它进行实测,并与其铭文相对照,求得了汉代(新莽)一尺长合23.1厘米。以这一标准尺度为基础,经过考证,可使中国从战国到清代2300多年间各个时期的尺度值都得到证实。再根据古人“以度审容”的规定,也可求证出各代的容量单位量值。

    关于新莽嘉量提供的权衡标准量值,器物上未有记重刻铭,只是根据《汉书·律历志》“其重二钧”(60斤)的记载,可以折算出每斤合226.7克(每两14.2克)。这一数值是否可信,人们又做了研究。1926年甘肃定西秤钩驿出土的一套新莽权衡标准器,其中有记重刻铭的律权石、律二钧权、律九斤、律六斤、律三斤五枚铜环权,其单位量值,算术平均为每斤245.4克,加权平均为248克。又据《后汉书·礼仪志》的记载:“水一升,冬重十三两,”计算出汉每斤合246.15克。相比之下,从新莽嘉量求得的衡重单位量值明显偏小,其原因很可能是由于加工工艺比较复杂,在成批铸造中,单位重量难于达到设计要求所致。

    尽管如此,我国两千年前能设计、制造出这样科技含量高(数学计算、金属比重知识,青铜冶炼铸造工艺技术)的计量标准器,的确难能可贵。我们由衷地对古人的聪明才智和创新精神表示深切的敬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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